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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中的大猩猩:科学解释下人类为何仍未找到外星人


2018年04月21日 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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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户1900万被他人取走 “密码交易视为本人”条款被指不合理    央广网北京4月19日消息(记者孙莹)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按照常理来说,我们到银行进行存款、取款、汇款、理财等交易时,必带三样东西,银行卡或者存折、身份证,还有大脑里记忆的密码。那要是不按常理出牌,会怎样呢?  发生在浙江青田的一起案件显示,在本人未到场也未出示任何身份证件的情况下,银行工作人员凭借储户银行卡和密码,将储户卡内1900多万元转走,银行工作人员此后因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储户则以银行未尽到监管义务为由,将银行诉至法院。代理律师在代理案件过程中,发现“使用密码进行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这一条款,在各大银行的银行卡条款中普遍存在,于是致信银监会,希望能对此条款进行审查。那么,条款是否合理呢?  浙江青田县的胡先生在中国农业银行青田县支行以妻子叶女士的名字办理一张银行卡,开户后将银行卡和密码交给了银行工作人员叶国强,双方口头委托事项为理财。汇款后,叶国强仅凭叶女士借记卡和密码将银行卡内1900万多元全部转移。案发后,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叶国强有期徒刑15年,责令他退赔胡先生1900万多元。叶女士起诉银行赔偿一审败诉,一审法院依据银行《借记卡章程》有关“凡密码相符的金穗借记卡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人的合法交易”的规定,认定银行方无须承担赔偿责任。在案件上诉的过程中,代理律师王殿学发现了问题,他梳理了各大商业银行的章程,这些章程里都有“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的规定,而储户卡内的钱被冒名取钱或转款后,在打官司的时候,各大银行都会利用这个条款来免除自己的责任。  叶国强没有叶女士的身份证,没有授权委托书,却能在青田支行通过柜面转账、取现和自助转账等方式,分多次把1900万全部转走,柜台转账和取款凭证上,叶国强均签写叶女士的名字。虽然在刑事判决中,法院认定叶女士和叶国强不存在代理关系,责令叶国强退赔1900万。但是民事判决却认定叶国强持有叶女士借记卡转账、取现的行为属于叶国强行使代理权的行为,银行方无须承担赔偿责任。而律师认为,银行的其他监管措施没有起到作用。王殿学说,如果银行严格依照规定,对转款和取款进行审查,这些储户的钱是不可能被冒名转走的。所以“有密码视为本人”的条款,实际是降低了银行的注意义务。  律师认为,银行目前的“密码”条款,单方免除了银行方责任,加重了储户责任,属于侵犯了持卡人权利的格式条款。且在司法实践中,已被多个法院判决认定为‘无效’。于是向银监会致函,希望关注这类现象,对该条款进行审查。  4月13日上午,王殿学收到银监会的短信,回复称已经将有关问题信函转给银行业协会。他对银监会负责的态度表示肯定,也希望银行业协会对该类条款作出必要的处理。  中国消费者协会法律与理论研究部主任陈剑列举多类情形分析,并不是所有使用密码的行为就一定是消费者自愿的、属于本人的消费行为。陈剑举例说,银行对户外ATM机的保管不是很得当,犯罪分子安装了摄像头窃取用户的相关密码;或银行的工作人员通过职务之便窃取了用户的密码;还有POS机的相关使用人员,通过盗码器的装置盗取了相关密码、制造了伪卡;客户可能遭到劫持,迫不得已泄露了密码;还有一种情况是客户在操作过程中泄露了密码。  陈剑继续分析,银行应该负相应的举证责任,如果不能证明持卡人有过错,银行就要承担责任。  “使用密码进行交易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是否属于格式条款?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杨立新分析,应该依据具体交易数额大小来判断。杨立新说,一般小额的提款、转账都是在ATM机上进行交易,几乎全世界的银行都是这样的,但是在数额比较大的银行交易当中,这个条款应当被认定为格式条款。这样一种交易规则认定格式条款完全符合《合同法》的规定,也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判断银行交易行为中银行是否存在过失,最重要的是看它设置的这些规则能否保护储户的权益。
萎缩。2018年春季,智能手机市场的“寒潮”仍在延续。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国内智能手机出货8187万部,骤降27%,创近年最大跌幅。市场饱和的压力下,国产手机正迎来残酷的淘汰赛。  市场变天厂商裁员断货  欠下超百亿元债务后,今年4月陷入资金链危机的金立日前传出裁员消息,其总部裁员比例高达50%。“有些20人的部门就留下来两三个人”,金立有员工披露。在以货全而著称的京东上,包括金立S9、S10、S10B等多款手机,都被标注着无货。在国美电器西坝河店,销售人员同样告知记者,金立手机确实出现了断货的问题。  最近工信部披露的报告显示,今年3月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3018.5万部,同比下降27.9%之多。同期国内上市新机型80款,同比下降37.5%。  实际上,手机市场变天的端倪在去年已经出现。在2017年乐视对其包括手机等多部门裁员后,这股风潮就已经刮至中兴、酷派不少品牌。工信部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为4.61亿部,同比下降11.6%。全球技术分析公司Canalys表示,这是中国首次出现智能手机年总出货量下滑的情况。这意味着,手机市场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手机市场也进入竞争最残酷的阶段。  手机行业的淘汰赛已经开打。近日,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在发布P20系列时表示,“手机行业正在经历全球洗牌期,这个行业竞争日趋激烈,活下来的不会超过3家,也就是苹果、三星、华为,其它很多品牌都将死掉。”  5G高门槛或淘汰小品牌  作为一个二线手机品牌,2016年至2017年金立的营销费用和投资费用就达百亿元,对资金链造成很大影响。与金立类似,一些二线厂商普遍存在产品研发投入偏小,产品同质化严重,除手机销售无任何其他收入支撑的弊端。  “华为2017年研发投入全球排名第6,投入了120亿美元,三到四年内华为的研发费用将达到全球第一。”余承东透露,华为还将为家电等厂商提供互联互通的物联网服务。  就在4月初,国内首个5G电话已经在试验中通话成功,这意味着中国拉开了5G时代的序幕,手机业更激烈的洗牌大战也将展开。  “5G的技术门槛比4G更高,虽然国内排名靠前,但是像OPPO、vivo这些靠频繁发布新机和更换代言人赚眼球的厂商一旦技术上掉队,出现危机也是分分钟的问题。”通信专家康钊认为,今后手机厂商将向两极化发展,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不仅是华为在大力拓展收入来源。三星电池爆炸门损失上百亿元,其后利润反而有所增长,也是归功于集团上下游综合业务的雄厚实力。  此前,老牌手机厂商爱立信,也通过成功转型把持住了通信基础设施巨头的位置,还在原有框架外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软件和服务运维业务供应商。爱立信方面预计,到2020年,其收入结构中,软件与服务的收入将达到硬件收入的2倍,更多元化的收入结构,将支撑其上升空间。  未来手机或将消失  曾几何时,MP3、录音笔、数码相机也是大家的宠儿,但其功能都被陆续植入到智能手机中。近几年,手机还融入智能钥匙、智能遥控器等更多功能。不过,业界认为,未来十年,电子消费将进入“智能一切”的时代。康钊预计,智能手机这一形式将被植入到其他超级智能化设备中,以新形态“重生”。  为苹果等所有高端手机提供大猩猩屏幕玻璃的美国康宁公司近日发布了一份关于未来生活的视频,让人们瞠目结舌。未来,作为开启一切智能的端口,人们无需随时带着一部笨重的手机,只需要一枚带感应和身份认证功能芯片的戒指。如果想打电话,只需用戒指敲下桌子、冰箱甚至水杯,云端处理器自动调取个人通讯录拨打电话。眼镜或者汽车的前风挡玻璃,随时可以化身IMAX 3D影院,至于视频通话更是“小儿科”……  “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引入,手机最终会化身‘没有胳膊腿的机器人’,成为一个标配的‘私人助理’。”余承东说。   控辩交锋:赃款去向不影响定罪  虽然庭前控辩双方已经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但庭审是真正的交锋,庭审时肖本明的辩护人仍对事实的认定提出了异议。  辩护人的辩护思路主要是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否定部分事实,将受贿数额从580.5万元减至300万元以下,从而降低法定刑。而肖本明为了表示良好的认罪悔罪态度,仍坚持自己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无异议。  辩护人:肖本明和钱客在侦查阶段均表明,钱客替常金谈、吕化将钱送到肖本明家时,均是放在客厅地上,而没有放到客厅桌上或沙发上,不符合常理。  公诉人:钱客作为肖本明的驾驶员,在送肖本明回家时,把人送进家里、包放到门口便离开,符合其身份要求,否则,作为驾驶员,未经肖本明邀请,直接走进家中客厅才是不合常理。  辩护人:肖本明的妻子正常是在家的,而肖本明和钱客均表示,收这几次大额现金时家里没人,也不符合常理。  公诉人:肖本明的妻子有自己的社会交往,不在家并不违反常理,而且,无论其是否在家,均不影响这两个受贿事实的成立。  辩护人:吕化和钱客的证言均证实,第二笔100万元是在2011年春节前送给肖本明的,而肖本明一直供述是2011年春节后收到的,因此,在受贿时间点上存在重大矛盾,应认定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公诉人:虽然行贿人和受贿人就行受贿的时间节点言词上存在偏差,但就行受贿的基本事实供证一致,时间记忆上发生偏差也属正常,并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且有证人钱客的证言予以证实。同时,根据取款记录及常金谈的会计证言,常金谈是在2011年春节前从会计处取得254万元,因此,根据优势证据原则,可以认定行受贿时间是2011年春节前。  辩护人:虽然有证据证明常金谈、吕化在相应的时间段有大额取款记录,但并不能证明该款项就是送给肖本明。由于二人均为工程承包人,相关款项可能在年底前支付了工人工资以及用于其他开支。  公诉人:这只是一种猜测,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而证人常金谈、吕化明确表示,该款项通过钱客送给肖本明,钱客证实其经手送给肖本明,肖本明证实其收到款项,在行受贿的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证据锁链,应当予以认定。  辩护人:吕化开始是跟在常金谈后面做土方工程的,做的项目、赚的钱远比常金谈少,他反而在常金谈之前送肖本明钱,而且送的钱和常金谈一样都是200万元,不符合常理。  公诉人:尽管在肖本明的关心下,常金谈承接市政工程在吕化之前,赚的钱也比吕化多,但这和行贿数额、行贿时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常金谈和吕化没有就向肖本明行贿商议过,是二人的各自单独行为,因此,没有比较的基础。  辩护人:本案的赃款去向未能全部查清,不能排除部分款项肖本明未收到的可能。  公诉人:因为本案的实际情况,行贿人行贿时送的是现金,肖本明收受贿赂后也是以现金方式处理赃款,均没有账册可查,因此,侦查部门未能全部查清赃款去向。但是,受贿犯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只要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收受了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即成立犯罪,不受赃款去向是否查清的影响。  最终,肖本明表示认罪服法,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和认定的罪名均无异议,愿意配合司法机关,动员亲属在一审判决前退出全部犯罪所得。2017年12月25日,江苏省扬州市中级法院就本案进行一审宣判,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被全部采纳。一审法院鉴于肖本明具有坦白、全部退赃及立功等情节,以犯受贿罪判处肖本明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50万元。肖本明表示服判不上诉。  公诉人说案  江苏省扬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李秋航  犯罪嫌疑人肖本明犯罪原因有三。一是放弃党性修养,逐步跨越红线。他自述,第一次收钱是1995年到乡镇挂职时,一村干部送其500元,其立即向副书记报告,请求帮助退钱。在担任团市委书记时,一次收了别人2000元,被妻子批评,但瞒着不退。收受冯超所送10万元的时候,被冯超“别人也是这样,我挣大钱,也给别人分些”的话所震撼,从而更加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正是因为其没能坚守底线,逐步跨越红线,最终沦为金钱的俘虏,滑入犯罪的深渊。二是工作独断专行,办事不讲程序。清河新区大部分工程不经招投标程序,通过议标,或者设定一些特别条件,便可以决定工程由谁去做。一个工程干了一半,如果不满意,会立即将承建人赶走,重新设计,重新选择承建人。如对下属工作不满意,会当着众人的面不留情面一顿批评。由于肖本明办事不讲程序,人为因素过多,给其腐败留下了可乘之机。三是法律意识淡薄,缺乏对身边人约束。肖本明的驾驶员钱客跟随其好多年,两人互相了解,用肖本明自己的话说“有的事情驾驶员钱客做得了一半的主,我对他有爱、有恨、有怕”。常金谈、吕化等人正是看中钱客和肖本明的关系,通过平时的吃吃喝喝、送烟送酒,不断接近、讨好钱客,先让钱客在肖本明面前多说好话,提出关心,再由钱客转送行贿款。  在受贿案件中,多数情况下只有受贿人和行贿人“一对一”在场,有时行贿人还会缺席,由掮客转送。犯罪嫌疑人归案后,多在认罪与侥幸之间摇摆不定。作为公诉人,要用理性、平和的司法理念引导案件走向,一方面,对事实、证据进行认真审查,必要时对关键证据进行复核,确保事实认定准确、庭审场面可控,从审查起诉到案件开庭,要稳操主动权;另一方面,要对案件当事人进行充分的释法说理,既要用证据突破犯罪嫌疑人的侥幸心理,促使其认罪服法,又要和行贿人进行思想交流,确保其保持稳定的陈述。(江苏省扬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李秋航)   影响亿万中国人房地产税如何征  专家称征收范围和标准是立法关键点  □ 本报记者  朱宁宁  从来没有哪个税种,像房地产税这般牵动社会的神经。  4月11日,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将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兼顾税收调控和筹集财政收入功能,逐步优化税制结构,深入推进增值税改革,构建更加公平简洁的税收制度,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实施,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自今年3月以来,这已是房地产税被官方第六次正式提及,相比往年的原则性表述,今年关于房地产税的说法愈发具体。  记者从业内人士处获悉,目前房地产税法草案已有大体框架,正向各地征求意见。  以税收法定来引领税制改革  自2011年在上海、重庆两市启动试点开征房产税,至今已近八年。细心观察不难发现,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关房地产税立法的官方消息并不多见。  转折点出现在今年两会期间——  3月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发言人张业遂在人大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房地产税法律草案正在加快起草完善;  3月5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  3月7日,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对外透露,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财政部以及其他有关方面正在抓紧起草和完善房地产税法律草案。房地产税总体思路是“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  3月1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2018年将继续加强立法工作,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研究制定房地产税法;  3月25日,财政部部长刘昆称,将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实施。  对于这种变化,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深有感触。分析个中缘由,刘剑文认为,与多个背景相关。  首先,就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房地产税涉及到社会公众的重大利益调整,关系到民众的私有财产,这是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刘剑文说。  其次,就是财税体制改革。营改增从2012年开始推行,直至2016年大规模全面铺开。营业税过去是地方主体税种,而增值税是共享税,营改增完成之后,虽然通过增值税分享比例的调整试图缓和地方财政收入困境,但这毕竟是过渡性措施,还是要在税制层面探寻新的地方主体税种。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建立起新的地方主体税种、如何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成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房地产税一直是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涉及到重大利益调整,作为政府部门,出于法治政府的要求,理应对这种关切作出回应,而不应该遮遮掩掩。  如何理解“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原则  党的十九大之后,关于房地产税立法的思路愈发清晰。  围绕房地产税,上一任财政部部长肖捷曾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中发表署名文章,提出:“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实施。”  对于这一原则,刘剑文进行了解释。  首先,立法先行。对于房地产税究竟是先改革还是先立法,曾有不小的争论。2011年,重庆和上海两地启动了开征房产税的改革试点。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部署,并明确加快重点领域立法。先立法后改革的思路就此清晰,这就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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