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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程花呗提现:营造并创新山西优渥的发展环境


2018年01月23日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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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小学生平均单程上学距离为5.4公里,而农村初中生平均单程上学距离为17.5公里,很多农村学生每天上学往返要用去4-5个小时。  “周五用校车将孩子们送回家,周一早上再从村口把孩子送到学校;农村里的留守妇女通过培训成为生活管理员,照顾孩子们生活;学校规模大了,有几百个学生,教师也有积极性。”马云描述着乡村并校和完善寄宿制学校的设想,“在欧美,寄宿制很成熟,我们完全可以把经验带进来。贫困乡村里100人以下的小规模学校应该并掉。”  “我们今天做这个事情是希望配合政府,真正影响几百万农村孩子的教育。只有农村教育强了,教育才会强。”马云说。  马云在现场向企业家们倡议道:“鼓励大家为家乡服务,推动并校计划,参与校舍建设、校车捐助,马云基金会负责做标准、监督、落实,每年向公众汇报。”  马云基金会已经先行一步,在2017年启动了乡村寄宿制学校项目试点,为贵州两所学校对接刘晓松等企业家持续三年的支持,共同参与乡村寄宿制学校的升级工程。  这两所学校分别是位于黔西南州的大田小学与位于黔东南州的寨头民族小学,项目计划通过三年的支持,建设具有示范和标杆作用的乡村寄宿制学校,将来在更多乡村地区复制和推广。  马云一直以来都十分关注乡村教育。2015年,马云公益基金会发起“马云乡村教师计划”,每年为100名乡村教师提供总金额为1000万元的奖金资助和持续三年的专业发展支持。此后,马云公益基金会又先后发布“马云乡村校长计划”和“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分别计划在10年内投入约2亿元人民币寻找和支持中国优秀的乡村校长,以及在10年内投入至少3亿元,选拔应届优秀师范毕业生成为乡村教师,培养未来的乡村教育家。   央视曝光苹果旧手机反应变慢 换电池重装系统解决不了问题  央视网消息:近日,苹果手机陷入“降速门”风波,不少用户发现,自己手中的旧款iphone手机,在升级了最新系统后,出现了性能减弱,反应变慢的问题。  上海的小于使用的苹果iPhone6手机在系统更新到iOS10版本以后就出现了卡顿,当时他以为是系统升级之后的一些偶然现象,就没有理会,但之后手机系统的再次更新升级让小于很苦恼。  消费者小于2017年9月份的时候,升级了iOS11之后,就是感觉手机越来越卡,特别不能接受的,就是有的时候甚至说接电话大概要五、六秒钟,七、八秒钟才能有反应。  之后,12月份的一天,他无意中看到论坛上的一篇帖子,有一位用户说他的iPhone 6被降频了,并介绍了他所使用的测试软件。   小于监测了一下iphone6手机的频率,发现原本手机的最大频率是维持在1400兆赫兹,他手机当时的频率维持在600兆赫兹,就是相当于这个手机最大频率的一半都不到。  因此小于认为,他的手机被降频才是导致卡顿的真正原因。随后,小于联系了苹果的在线客服。  消费者小于说,他们就是说,我们首先不承认任何你们消费者就是通过获取CPU频率这些软件的信息,同时我们也不会对你就是说这种情况做出任何的那个解释,就是他的解释就是我们所有的解释都写在了那个,就是他们苹果公司发布的那篇声明上。  苹果在线客服的解释让小于很无奈。之后,苹果在线客服还建议小于重新安装系统、恢复出厂设置,并提出了异议是不是手机电池的老化导致降频。记者查询苹果官网找到了小于提到的,苹果公司所谓的声明。简单的描述就是,一是系统有些临时的小错误但已经解决,二、建议换块电池。  听信了苹果客服的解决方案,小于一一照做,但结果除了白花了588元电池钱之外,小于手机的卡顿问题并没有解决。  消费者小于说,在那个苹果普陀区环球港直营店然后更换了那个电池,他反映就是我手机的电池是处于非常良好的状态,说建议我当时就是重装系统,然后还原所有设置嘛,但是我做了这些东西之后,发现那个卡顿还没有那个消除。  苹果公司给出的两个所谓的解决方案,一个是重装系统,一个是换电池,消费者小于都做了,但是手机卡顿现象并没有任何缓解。那么手机降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记者王婧说,记者从上海市消保委了解到,2017年有关苹果产品和质量的投诉就有2600多件,然而就在近两个月,有关产品降速事件的投诉就高达300多件,上海市消保委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  据统计,上海市消保委收到有关苹果产品和服务的投诉2015年为964件、2016年为4021件、2017年为2615件,这些投诉涉及电池质量、意外关机、账号被盗、售后服务等多个问题。上海市消保委在梳理和汇总消费者意见的基础上,向苹果中国公司和苹果全球总部分别发出查询函。  上海市消费者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健盛说,我们也注意到实际上苹果公司的一些说明和它的相关的举措,其实并没有能够解决消费者的不满。换言之说,我们消费者手上那些变慢的那些手机到底该怎么办?苹果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这个苹果到底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行为,让消费者的手机变慢了,变卡了?  专家强调,CPU的频率越高,运算能力越强,频率越低,运算能力越弱。这次用户出现卡顿现象,其实是手机降频,运算能力下降了。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华东分院信息安全部副主任王朝栋说,而它这次苹果针对这个事情,其实是针对它异常关机出的补丁包,而异常关机的话,那应该是一个,咱们从技术上来讲,这是一个BUG,而它针对这个BUG的解决方法呢,它这是它的一种解决方法,只是这种解决方法咱们前面讲了,它可能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选择了一种不是非常妥当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异常关机的现象。  针对苹果卡顿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表示,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中国消费者协会法律与理论研究部主任陈剑说,苹果公司在没有告知消费者真实情况的状态下就采取这种软件升级的方式来使手机降速,实际上它是要解决自己存在的手机电池的问题,但是涉嫌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还有选择权以及财产处置权。  专家表示,苹果公司剥夺了对消费者来说非常重要的可知可控权利。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华东分院信息安全部副主任王朝栋说,移动智能终端的话,其实这个用户,第一就是用户可知可控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做任何的升级,其实是应该让用户知道要做哪些升级,会有什么影响。而且让用户可以自主选择,而且升完了之后,咱们是可以退回到,我们如果说用户需要的话,是可以退回之前的版本,这个就是说这点我认为就是说要尊重消费者的权益。  1月19日苹果公司向上海市消保委提交了《致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答复》其中明确承认,降速操作存在。同时承诺今后升级操作系统时会给消费者明确提示,并设置消费者自主选择开关。  在苹果公司的这份答复公开后,记者致电上海的消费者小于,小于明确表明了他的看法。  消费者小于说,如果苹果公司能实现他的承诺故然是好事,但是他如何能够补偿或者赔偿消费者已经遭受的损失,这一点苹果公司在他的声明中完全没有到,这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我们消费者直接利益的,我们希望在这些方面能够看到苹果公司的诚意。  上海市消保委针对苹果公司的答复表示,将持续跟踪和关注苹果公司的最终处理措施,直到苹果公司将各项必要措施落实到位。   楼市调控走向“精准化” 限购政策从“一刀切”变“差别化”  央视网消息:近期,兰州、合肥南京等地发布了一些房地产政策,引发了广泛关注。专家表示,这说明楼市调控已经走向“精准化”,形势趋向多样化,这样会可以更大限度的保障楼市的平稳健康发展。  今年元旦开始,部分城市对楼市调控政策进行了调整。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将“一刀切限购”变为“差别化限购”。例如,兰州取消了对偏远区域的住房限购政策,放松部分城区限购条件,同时在有过热倾向的城区加码限售政策。二是定向放松以吸引优秀人才。例如,南京重点针对优秀人才放宽购房条件,允许符合条件的人才先落户再就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为民:  过去的政策一般采取所谓一刀切的状态,现在整体的房地产政策将会采取因城施策的政策取向,也就是说大家根据不同城市的供求关系来制定自己的更加精准的、更加具有把控性的这种举措。  专家表示,多个城市房地产调控政策出现调整并不意味着楼市调控松绑,而是应该视为房地产市场分类调控,或者说精准调控的进一步深化。总的来说,由于我国城市数量众多、地域分布较广,因而不同城市间的差异情况也很大,而此前“一刀切”式的调控方式容易误伤部分刚需购房人群,并且不利于各城市的优化发展。  中央财经大学城市与房地产系教授 易成栋:  在中国城市发展里面,城市内部发展是不均衡的,比如市区发展非常好,所以大家都想在市区,供求关系就比较紧张。但是郊区特别是一些新的开发区,人是非常少的,这些地方要促进发展的话,供求关系比较宽松,它就相应而言放松了政策,也是说差异化的调整。  2018年楼市调控依然会继续  对于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的走向,专家表示,调控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双重保持基础下,楼市调控依然会继续。  就在几天前,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7年12月全国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数据显示,“分类调控、因城施策”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效果继续显现,70个大中城市中15个热点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环比价格均在平稳区间内变动,房地产市场总体继续保持稳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为民:  从因城施策的角度上讲可以促进整个全国市场更加平稳运行,能够使整个房地产是市场更加健康发展,对于今年的投资来讲,也是一个相对的拉动作用。  刘为民表示,很多城市目前仍在执行中央分类调控、因城施策的调控方针,各地会因市场供需变化的不同而表现出调控政策的差异性。中央正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以后这样的调整会越来越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为民:  我认为2018年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仍然会保持一定的持续性,那么整体来讲,因为整个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仍然处在一个现在的高位运行区杠杆的这样一个阶段里面,所以坚持这种持续的调控能够把政策的延续性保持住,对于后续的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运行秩序是非常有意义的。  日前
警方在犯罪嫌疑人张某住所查扣假字画。 遵义警方供图  名家字画被伪造 赝品拍出五千多万  贵州遵义警方摧毁制贩假冒李可染等人字画的犯罪网络,嫌疑人伪造印章、骗取证书、真假混拍牟利  2013年12月,一幅作者标明为“李可染”的字画,在北京某拍卖公司拍出5000多万元的高价。拍卖网站上关于此字画的说明中提到两个关键点:1、经李可染亲属认定为真迹;2、附2009年李可染亲属与作品合影。  很少有人知道,这幅高价成交的“真迹”,实际上是一幅仿作,造假者为北京书画圈的“名人”汪某。汪某混迹字画江湖多年,有人说他是字画鉴定家,还有人干脆称他“字画大鳄”。  近日,在公安部部署指挥下,贵州省遵义市公安机关摧毁汪某、郑某蔚、张某等人制贩假冒名家字画的犯罪网络。这些人通过临摹作品、伪造真品收藏证书、通过字画商出售送拍等方式,在书画市场大肆牟利。  公安机关查明,汪某自2004年以来,伪造齐白石、徐悲鸿等名家字画87幅,并通过他人在拍卖公司进行拍卖,成交额达6000余万元;郑某蔚自2000年以来将其伪造的启功、郭沫若等名家书法进行销售,获利1182万元,将其伪造的36幅名家书法进行拍卖,获利300余万元;张某自1998年以来在天津伪造范曾字画作品,向他人销售87幅,获利700多万元。  目前,汪某因涉嫌侵犯著作权罪,被公安机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郑某蔚、张某因涉嫌侵犯著作权罪被逮捕。警方查扣的假印章,被用来仿制名家字画。新京报记者 贾世煜 摄  “假画制作工厂”  仿造名人字画,是一个有门槛的“地下游戏”。新京报记者注意到,汪某、郑某蔚和张某均声称,曾师从名家或接受过名家指导。  汪某,50多岁,在京沪多家拍卖公司担任艺术品鉴定顾问,自称曾师从启功、徐邦达等书画大家。  北京人郑某蔚,30多岁,自称从8岁开始学习书法,曾拿着自己的字去找过启功,并得到对方指导。  张某是天津人,40多岁,北京某字画店负责人,擅长仿造范曾的画作。  汪某与郑某蔚同为字画圈的鉴定人员,两人关系密切。在郑某蔚口中,汪某被称为“假画制作工厂”,甚至称“在字画圈不知道汪某,基本就属于完全没进入这个圈子”。  北京字画商人董某辉和汪某认识约二十年。他说,圈里也有很多人知道汪某能仿制名家字画,“有时我们聚会,汪某会拿出某个拍卖公司的图录,说这里面哪些是他画的、哪幅画卖了很高的价钱,向我们炫耀他仿制假画的水平很高。”  据警方调查,汪某擅长仿造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黄永玉等大家的书画。  但是,其仿制假画的过程,一般人难以见到。汪某称,他仿制名人画作都在自己家中进行。  “他制作假画从来不会当着别人的面,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包括我去他在北京的房子里,都没有看见他画画。”与汪某曾交往甚密的一位字画商人说。  据警方查证,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汪某大量伪造、销售现当代名家字画。仅2004年以来,汪某就伪造名人字画300余幅,其中,通过中间人送往国内各大拍卖公司拍卖其伪造的齐白石、徐悲鸿等11位名家作品就达87幅。  警方调查发现,郑某蔚擅长临摹启功、范曾、欧阳中石、刘炳森、郭沫若等名家书法作品。2000年以来,郑某蔚将其伪造的范曾、启功等名家的书法销售给他人。其中,一位姓李的山东商人自2014年11月以来,从郑某蔚处购买伪造的范曾书法200余幅,支付1158万余元。  与汪某、郑某蔚相比,张某的名气相对小一些。一位专案组民警打了个比方,从造假的体量上来讲,如果说汪某相当于一个集团,郑某蔚就相当于一个公司,而张某则是个体户。  张某擅长伪造范曾字画作品。根据警方查证,张某自1998年以来,先后向多人销售伪造的范曾字画作品87幅。另外,专案组在其店铺、住所扣押尚未出售的假冒范曾字画220余幅、假冒范曾半成品字画1000余幅。警方查扣的仿制吴作人的假字画。 新京报记者 贾世煜 摄  从假画到“真画”  一幅伪造的名人书画完成后,如何一步步以假乱真,进入市场流通?  在汪某等人的套路中,用伪造的印章给仿作盖章,是将一幅临摹作品变成赝品的第一步。  据记者了解,警方从汪某在北京的住所中查扣了伪造的徐悲鸿、齐白石等22位名家的印章69枚,在张某的住所查扣了伪造的范曾印章70枚。  书画圈人士透露,现在行内制作假印章的方式大多是将印有画作真迹的画册按原比例放大复印、或直接同比例复印,再将这些复印件上的印章剪裁下来,制成假印章模板。最后,将这些模板在印章门店里雕刻成成品假印章。  在制售仿造名家字画的利益链条中,制作假印章只是技术含量不高的一步。拿到权威人士开出的鉴定证书,才是关键性环节。在这个环节中,造假售假者各显神通,通过多种渠道为仿作取得证书。  北京某公司负责人徐某,在2008年至2013年期间系范曾指定的范曾字画唯一鉴定人。2017年8月,其因涉嫌侵犯著作权罪被指定监视居住。  2015年,徐某的好友、曾从郑某蔚处购买伪造范曾字画的山东李姓商人找到他,让他帮忙开几张证书。徐某在明知朋友提供的鉴定作品系仿作的情况下,仍为对方开出多张鉴定证书。  找权威人士开具证书,除了凭借过硬的关系,还有各种套路。  李可染的亲属开了个画廊,专门鉴定李可染的画。汪某称,一方面,他仿制李可染某作品的水平非常高,另一方面,他注意到亲属鉴定时会比较注重几个细节,将这几个细节画好了,就可以骗过李可染亲属的眼睛。  犯罪嫌疑人张某仿制的范曾《弈秋课徒图》。遵义警方供图  “画家”与商人的利益同盟  仿作、印章、鉴定证书全部到手后,汪某等造假者下一步要做的是,寻找销售渠道。汪某说,“我不把假画送到拍卖公司,都是别人送过去,把我的那份钱给我,这是规则。”  警方查证,汪某多年来通过字画商董某辉、某拍卖公司董事长曹某东等15人在多地23家拍卖公司拍卖仿作,成交额达6000余万元。据汪某供述,其非法获利2192万元,其余分给送拍人员。  汪某告诉记者,一般是根据送拍人的“能量”来定分成比例。比如,能够把画送到拍卖行还能把画卖掉、还能让拍卖人把钱给了的,可以分一半给对方。  “从2003年左右我就开始向汪某要字画来送拍,一直陆陆续续到现在。”董某辉称,“按照约定,送到小的拍卖公司,拍卖分成是三七(汪某占七成)或者四六(汪某占六成),送到大的拍卖公司是五五分成”。  曹某东称,他大约从1993年开始卖汪某仿制齐白石、李可染、吴作人等名家的书画。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和汪某合作,拿到拍卖公司,结账之后按照五五或者四六分成,一共卖了10多幅,他本人大约获利100多万元;第二种是从汪某手中直接买断仿制画作,再送到别的拍卖公司,获利200多万元。  与造假者结盟的字画商人,不仅通过各种方式送拍,还帮助造假者以假乱真。  北京商人姜某,就是郑某蔚和张某的中间人。他向警方供述,张某仿制范曾的画作在天津出了名,业内都知道;然而,他模仿范曾的字并不好,这是一个破绽,高手很容易从他的字里看出真假。正好,郑某蔚的字写得很好,可以弥补这个缺陷。  于是,姜某便在张某和郑某蔚之间倒卖假画,以赚取差价。他曾两次以8000元一平尺的价格从张某手中买画,再以10000元一平尺的价格转卖给郑某蔚;还曾以6000元一平尺的价格买画,再以12000元一平尺的价格转卖给郑某蔚。  郑某蔚也曾通过姜某,将自己题款并盖了印章的画纸拿给张某,让其帮忙作画。  姜某称,2016年1月,郑某蔚给他两套范曾的复印画,“一套是黑白的,用于临摹。还有一套是略小的,彩色的,用于让张某参考真迹给假画上色。”  “我通过姜某把这些画拿给张某,就是请他好好给我画这批画,我就可以把这些画当作真迹留存,等范曾去世后就没人能看出真伪了。”郑某蔚说。  事实上,除了与字画商人,造假者与鉴定人员之间同样有着利益联盟。  徐某曾为郑某蔚仿作的范曾书法开出鉴定证书。郑某蔚称,他和徐某之前商量过,“如果范曾死了,就是我们的天下了。以后碰到范曾的字画,画得差的就毙掉,碰到我仿造的范曾的字,他就说是真的。以后,范曾的真迹就没有市场,我仿造的范曾的字就能以假充真。”  掺在真迹里送拍的假画  名人字画仿作的流向,除了直接卖给有送礼等需求的人之外,主要渠道是拍卖公司。  张某用“洗白”来形容拍出后的名人字画仿作。在他看来,仿作拍卖成功后,便相当于被洗白了。  送拍也有一定的讲究。董某辉说,真迹和假画一定要掺在一起,这样才能说得过去,拍卖公司才能收这些画,而且拍卖的起拍价很低,都是8000元。  曹某东也提到,2013年,他买了三幅带“姚伟”上款(即该作品被赠送给姚伟收藏)的李可染真迹书法,想找汪某帮他“补”一幅同样的,掺杂在这三幅真迹里卖。“这样能降低我买真迹的成本,提高这幅假书法的可信度,也能赚取利润。”  “没过多久,汪某就准备好了一幅给我。2014年,我以自己的名义把这幅汪某仿制的李可染书法和另外三幅真迹一起拿到一家拍卖公司送拍。”这位姓曹的某拍卖公司董事长说。  董某辉也曾送拍多幅仿作到拍卖公司。他称,2000年到2005年期间,他经常用自己的名字去送拍。之后便很少以自己的名字送拍,而是交给其他人去送拍。在他下面,仍有下线。  “主要原因是我送的作品不是很好,拍得也不好,而且很难送进去。另外,去送拍的作品要和真迹掺在一起才好送,光是假的不好送。”董某辉说。  送拍这一环节中,还可能存在拍卖公司人员与售假者结盟的情况。  郑某蔚告诉记者,北京一家拍卖公司的某些业务员明目张胆地收假画上拍,和委托方分成。“其中这个拍卖公司的书画部经理就找过我,说要和我合作。虽然没讲明合作什么,但我知道肯定是上拍的事。”  书画市场乱象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书画市场的乱象由来已久,市场上流通的真迹越来越少。  北京一拍卖公司董事长张某晔,曾参与销售张某仿作的范曾画作。他直言,每家公司或多或少都会有知假卖假的情况。  “有时候是因为上拍作品是一些大客户拿来的,我们不敢得罪;有时候上拍前没有看懂真假,等到了预展才发现,可已经印书了、撤不下来了,没办法就稀里糊涂地拍了。”张某晔说。  根据汪某的说法,他在被警方实施强制措施前的一笔生意,就在拍卖公司知道是赝品的情况下,成功拍卖出去。  如今再谈起这些,汪某说,“我以后不会再做这些事了。”  在汪某看来,拍卖公司利用拍卖法中“不担保真伪”等条款,将大多数拍卖行变成了一个合法的销售假画、假艺术品的平台。这是书画市场乱象的根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61条第2款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此条款本来是针对一些很难掌握真伪及品质的特定拍卖标的(如文物艺术品),很难要求拍卖人与委托人百分之百地为此承担责任,然而,已有业内人士指出,在现实情况中,此条款可能被一些人利用,作为“挡箭牌”,知假卖假。  张某晔也提到了拍卖中的免责条款,他认为,如果这个条款能够修改,也许能够净化字画市场的环境。  负责该专案的遵义市副市长、公安局长刘晓渝说,这种造假贩假行为不仅侵犯了著作人的著作权,也伤害了文化市场秩序,影响中国字画的国际声誉。  刘晓渝说,一方面要加强市场监管,对从业人员普遍进行法治教育;另一方面,建议对著作权法、拍卖法以及拍卖公司的行政法规,特别是拍卖公司关于拍卖作品的真实性方面的规定,要引进一些发达国家关于拍卖市场成熟的法律法规加以借鉴,来规范我国的拍卖公司。  新京报记者 贾世煜 贵州遵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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